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协调发展

发表于《首届长三角科技论坛城市建设分论坛》，P11-15，2004.10. 杭州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空间结构与协调发展章云泉（杭州市地铁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市310003）摘要：本文在总结了国内外城市体系和空间结构方面的理论和实践的基础上，以长江三角洲为案例，分析了城市群体的演变和城市体系的特征，并提出了城市群协调发展的建议：完善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设立永久性的区域协调机构；提倡公平竞争，促进城市发展；吸收高新技术，拓展空间概念。关键词：长江三角洲；城市系统；空间结构 1西方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18世纪的工业革命浪潮席卷整个欧洲大陆，英国的霍华德(E. Howard ,1898）最早从城市群体角度进行探索性研究和实验。他提出了“田园城市”模式，试图把喧闹的城市生活和宁静的乡村生活拥挤地结合在一起，强调把城市和区域作为整体研究的思想。其后霍华德的模式被恩温（R. Unwin ，1922）进一步发展为“卫星城”理论而广泛应用于许多大城市的规划和设计。 英国生态学家盖迪斯（P. Geddes，1915）发表了《进化中的城市》，首创了区域规划综合研究方法，并预见性地提出了城市扩散到更大范围内而集聚、连绵形成新的城市群形态：城市地区、集合城市甚至世界城市。 德国城市地理学家克里斯泰勒(W. Christaller 1933)对南德城市进行了调查，创立了著名的中心地理论，第一次把把区域内的城市系统化。他对城市群体空间组织作了严谨的论述和数学模拟，被后人公认为城市群体研究的基础理论。斯基纳(G.W. Skinner，1977)对中国四川盆地进行了研究，验证了中心地理论。 杰弗逊（M. Jefferson 1939）及哲夫( Zipf 1942)等对城市体系的规模分布进行了理论分析。 二战以后，世界城市化步伐加快，涌现大批的新型城市群，系统论成为城市体系空间研究的重要方法。1945-1955年之间，维宁（R. Vining）从经济学角度研究了城市体系对城市发展的意义，从理论上论证了城市体系的合理性。1950年邓肯（O. Duncan）在其著作《大都市和区域》在首先明确提出了“城市体系”（Urban System）一词并阐明了城市体系研究的实际意义。1954年贝里(B. Berry)用系统化的观点研究了城市人口分布与服务中心等级体系的关系。50年代中后期，一些学者还提出了一些新的城市区域概念，并用新的数学和动态模拟技术不断深化。哈格特（P. Haggett,1977）从“相互作用”、“网络”、“节点”、“等级体系”、“面”和“扩散”等6个角度研究区域城市体系的演化过程。70年代以后，城市体系理论日臻完善，城市发展基本进入了稳定期。1970年，美国学者贝里和豪顿(F. Horton) 编写了《城市体系的地理学透视》，加拿大学者鲍恩(L. Bourne )和西蒙思(J. Simmons)出版了《城市体系：结构发展与政策》。社会经济学家以大量的发展理论对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赫希曼(A. Hirschman,1958)等人的“极化增长”学说、罗斯托 (W.W. Rostow,1960) 的“经济增长阶段学说”、弗里德曼(J. Friedmann,1964)和阿隆索(Alonso)的“核心—边缘模式”及其模拟的城市体系的运作过程等丰富和发展了城市体系研究的理论基础。50年代瑞典学者哈哥斯特朗(T. Hagerstrand)在“创新学说”的基础上，提出了“现代空间扩散理论”，指出创新由发源地向四周扩散的方式有“波状扩散、辐射扩散、等级扩散和跳跃扩散”等形式，并建立了 其与城市体系形成阶段相对应的 关系。60年代后期，莫尔里(R. Morill)进一步分析了创新扩散的具体特征。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早在20年代研究对象从城市区转到城市体系，开创了现代城市体系空间结构研究的先河。1957年，他发表了著名的论文“城市带：东北海岸的城市化”。他认为，城市带是城市体系发展、人类社会居住形式的最高阶段，而必然成为21世纪人类文明的标志。戈特曼的城市带理论已经被现代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所证实(R. Fishman,1990)。二战以后发展中国家的快速城市化演化规律，似乎与城市带理论不相吻合，因为世界不同的社会文化地区和不同的发展背景，必然导致城市群体空间结构的差异。加拿大地理学家麦基(J.C, McGee,1985,1994)对东南亚国家进行实证研究后提出了独特的“乡村—城市(Desa-kota)”的空间模式。欧洲国家大多数对城市体系的演化采取积极的干预政策，培育有节制的紧凑区域城市网络，荷兰的兰德斯坦(Randstand)地区以“绿心”城市群体空间模式而闻名。 80年代以后，西方国家的产业结构及全球的经济组织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管理的高层次集聚、生产的低层次扩散，控制和服务的等级体系扩散方式构成了信息经济社会的总体特征。霍尔（P. Hall，1985)等人出版了《未来的城市形态：新技术的影响》；卡斯特勒思(M. Castelles,1989)等人从不同角度探讨了新技术可能对城市空间结构的影响。他们认为，首先技术变化影响并决定了经济发展，而经济发展影响并决定了城市发展。经济及技术，尤其是通讯技术的发展的确为城市的蔓延扩展及大都市区的连绵创造了条件，但是我们应该看到，随着后现代社会的到来，城市功能、产业结构对城市空间结构的相关制约越来越小，留给人们以更多更广的创作空间。同时，以信息为代表的现代技术发展可能给城市空间演变带来分散化的动力，也可能会增加集聚的要求。法国的沙且尔 (Shachar,1994)等人对世界城市的特征与功能作了界定。在西蒙斯研究的基础上，耶兹 (M. Yeates,1990)建立了城市群体空间演化过程的模型。最近的研究成果有萨森(Sassen,1995)对世界城市功能体系的描述。当今的城市结构群体空间关系正由网络取代传统城市体系的等级概念。现代城市在城市群的等级与作用不仅取决于其规模和经济功能，而且还取决于在城市网络中结点的作用。2中国城市群空间结构研究进展 阎小培（1994）评述了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的进展情况。中国学者一般采用哲夫的幂函数公式，或用聚类分析或传统的分析方法来分析中国城市规模、分布类型及其演变规律。研究结果表明， 中国的城市规模呈序位大小分布。但是， 由于各个时期实行不同的生产力布局和城市发展政策，导致各个时期有不同的市镇规模结构和规模分布。60-70年代，我国执行控制大城市政策， 特大城市人口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城市首位度下降，位序大小曲线呈平滑趋势。有的学者分析了城市、县城和小城镇等级的规模分布特征，并根据幂函数分布模型，建立了全国和分省区城市等级规模分布模型，或者将该体系划分为首都、省会、地区中心或省辖市、县或县级市、建制镇5个层次， 或者从实际出发，将中国城市规模等级分为7级：特大城市、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县城、乡镇和集镇。 对中国城市地域结构的研究主要包括：从分布形态上来说，中国城市地域结构可以概括为多中心的城市集聚区、以大城市为中心的城市、中小城市及小城镇；从城市分布类型上，中国城市主要分布在东部，又主要几个平原三角洲和交通沿线，市镇密度由东向西递减；从城市首位度分析，城市体系可以分为双极型、均衡型和极核型等。 职能结构是城市体系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主要代表是周一星教授。研究内容包括：城市基本职能类型研究；城市职能组合系统研究和城市职能地域组合类型研究等。 城市群(urban clusters or agglomeration)的崛起是本世纪以来城市化发展的重要特点。 80年代初，于洪俊和宁越敏（1983）就介绍了法国城市地理学家简. 戈特曼（Jean Gottman ）的城市带（Megalopolis）理论。他认为城市带不是一个很大的城市或大都市区，而是指一个范围广大的、由多个大都市联结而成的城市化区域，并有一定的低人口密度区分布其间（Gottman，1961）。他把城市带发展划为4个阶段：即分散中心阶段、弱联系阶段、雏形阶段和成熟阶段。他还概括了城市带的5个特征：一、高密度的人口和城镇网络；二、发达的交通枢纽；三、模糊的形状和边界；四、多元的政治和社会组合体；五、社会经济和生活方式新趋势的培植。按照这个条件，他认为当代世界上存在6大城市带：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特大城市带和五大湖特大城市带、日本东海岸特大城市带、英国大城市带、欧洲西北部城市带和中国以上海为中心的城市带。 中国学者李世超（1989）认为，中国目前所谓城市带，无论是已经基本形成，还是正在规划建设，从数量指标（人口、人口密度）、产业结构、功能特征甚至位置条件上都不是戈特曼意义上的城市带。为了符合中国国情，中国学者提出了“城市群”的概念，以避免戈特曼理论“城市带”相混淆。一个城市群必须具备三个条件：有相当数量的不同类型的城市；有一个或两个特大城市作为区域中心；发生城市个体之间的内在联系（姚士谋，1992）。 改革开放以来，除了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以外，我国相继出现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京津唐城市群、辽东南城市群、闽三角城市群等，有许多学者对它们进行研究（姚士谋，1992；许学强，1992；王丽萍，1992；孙晋山，1992）。崔功豪（1992）分析了建设长江中下游（宜昌—南京）沿江城市带的可能性，并提出了该城市带的基本构想。 叶嘉安和许学强（1984）进行了中国城市化省际差异和城市首位度的研究。与其他发展中国家比较，自从1949年以来，由于政府控制城市发展的政策，导致中国城市化水平比较低。可是，在26个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城市化和城市首位度差异，并用因子分析和回归分析方法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结果显示，政府的政策不仅减慢了城市化的增长速率，而且对城市化的省际差异和城市首位度产生重要影响。在东部地区，城市首位度小是由于国家控制大城市、优先发展中小城市政策的结果。从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工业到西部地区的国家政策，引起了中国西部省份较高的城市化水平和较大的城市首位度。 许学强等（1995）继续对中国的城市体系进行了研究，城市体系可以分为3种类型：首位分布、0-1分布和位序-规模分布，重点放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的时段。结果发现，中小城市数目发展迅速，城市人口与工业比重、非农业劳动力和外资成正相关关系。 许学强（1988）把改革开放以来珠江三角洲市镇规模分布与市镇经济空间分布相叠加，分析了其发展变化。在此基础上，又用计量方法分析了各主要市镇的相互作用，最后建立了 两翼齐飞的双向辐射模型。他用动态的研究方法分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体系内各城镇相对地位和相互作用的对比变化，揭示了该城市群的发展规律。但是，对现状城市群体如何演变并满足理论模型的过程，没有作深入的探讨。 郑天祥（1989，1990，1991）把珠江三角洲城市群看成是一个特大城市区域，通过对经济地理网络（城市网络、产业网络、基础设施网络）的分析来探特大城市区的发展规律，分析中涉及了城镇之间、城镇与区域之间人口、物质能量、金融、信息的交流和相互作用，并将该区的研究与港澳经济一体化研究 结合起来，为研究 城市群提供了一种新的思路。但是，他对城镇之间的分工协作、相互作用的分析多为静态和粗线条的，而动态分析较薄弱。 侯启章（1993） 以现有国内关于城市群的研究为基础，比较深入地剖析了珠江三角洲城市群形成的条件、形成过程、动力机制、城市群基本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研究结果发现，珠江三角洲地区正在发生专业化重组、城镇之间因职能的雷同而形成的竞争状态开始转向互相联系和协调的现象。不过，作者未加深入研究，仍然属于传统框架的范围。 姚士谋等（1995）对中国东南沿海开放地区进行了城市空间结构演化的研究，并提出了城市空间增长的5种模型。城市发展或区域城市化本质上是区域生产的集中过程。中国东南沿海地区现在有先进的生产技术和较高的城市化水平。那里有5个经济特区和14个沿海开放城市。他们主要研究了该地区的区位因素、演化模式和城市空间分布的特征。通过统计数据和实证调查，建立了城市空间分布模式和城市发展趋势随时间变化的定量关系。3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区位及概况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由苏南、上海和浙东北的16个城市构成，包括上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南京、南通、泰州、镇江、杭州、嘉兴、宁波、绍兴、舟山、湖州，台州（2003年9月加入）。面积10.02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国土面积的1%，人口超过7560万（2002），约占全国6%。。 2003年长三角地区15城市经济指标如下：GDP22775亿元，比2002年净增3065亿元，占全国的比重达到19.5%，比2002年提高0.8个百分点，约占全国的1/5；2002年GDP增长12.6%；人均GDP3056美元，而全国平均为966美元；社会零售额755亿美元，占全国155；工业产值3337亿美元，占全国的1/4；出口923亿美元，约占全国30%；实际外资178亿美元，比2001年增长37%。长三角地区聚集了江、浙、沪三省市的“精英”城市，有4个城市进入全 图1 长三角区位示意图 国大中城市前十位，上海为直辖市，另有南京、杭州、宁波3个副省级城市，上海、苏州、杭州和无锡分别以5408.76亿元、2080亿元、1780亿元和1601.7亿元分列全国第1、5、8、10位，超过1000亿元的城市达到6个，分别是上海、苏州、杭州、无锡、宁波和南京。长三角地区15个城市2002年平均实现GDP突破了1000亿元，达到1276亿元。 表1 长三角城市群主要经济指标（2002年）

城市	面积（平方公里）	人口（百万）	GDP（亿美元）	增长率（%）	人均GDP（美元）	工业产值（亿美元）	零售额（亿美元）	出口（亿美元）	实际外资（亿美元）
长三角	100201	75.6	2310	12.6	3056	3337	755	923	178
上海	6300	13.3	653	10.9	4911	1024	246	321	50
南京	6588	5.6	157	12.8	2762	238	63	60	15
苏州	8488	5.8	251	14.5	4317	419	55	185	48
无锡	4788	4.4	191	12.8	4368	295	54	51	17
常州	4375	3.4	92	12.4	2684	141	30	27	6
扬州	6634	4.5	68	11.1	1494	81	22	8	3
镇江	3847	2.7	68	12.3	2539	88	18	10	5
南通	8001	7.8	107	11.1	1372	106	36	25	2
泰州	5791	5.0	61	11.6	1211	70	19	4	2
杭州	16596	6.4	215	13.2	3401	290	63	85	5
宁波	9365	5.5	181	13.2	3327	242	56	82	12
湖州	5817	2.6	51	8.5	1988	55	21	7	4
嘉兴	3915	3.3	85	13.8	2570	95	30	25	5
绍兴	8256	4.3	112	8.0	2587	178	33	29	4
舟山	1440	1.0	18	12.3	1801	15	9	4	0

资料来源：2003年 上海、江苏、浙江统计年鉴4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的空间结构演化特征 新中国成立以来，长三角城市群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第一、缓慢发展时期（1949-1978） 该阶段的的特征表现为，农业发展缓慢，商品经济发展受到制约，城镇化进程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国家实行强有力的计划经济，城市发展的投资全部来源于国家。第二、工业发展主导时期（1978-1992）自1978年以来，长江三角洲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进程加快。快速的城市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同时也带动了长三角地第三产业的发展。该阶段的特征是，对外开放政策和农村经济改革取得成功，乡镇企业的壮大为城镇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工业发展是这个时期的主旋律。第三、第三产业兴起时期（1992-现在） 该阶段的特征是， 在邓小平南巡讲话的鼓舞下，人们的思想进一步解放，城市化意识增强，重视第三产业的发展，强调城市中心区的规划和建设；工业开始向乡村扩散，城乡一体化的趋势开始出现；区域交通、通讯、金融网络日臻完善，第三产业的比重接近或超过第二产业。长江三角洲城市群作为一个特定地区范围内的城市空间集合体，是一个内在联系紧密的系统，其外部空间结构表现为一定的轴线、圈层和网络特征，充分反映了系统各组成部分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系统的整体结构。5 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据报道，20世纪下半叶，美国GDP的主要贡献出自大纽约区、大芝加哥(五大湖)区和洛杉矶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美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为67%；而日本GDP则主要产出于大东京区、坂神区、名古屋区，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日本的经济整体贡献率超过70%。就中国而言，珠江三角洲的GDP目前约占全国的10%，长江三角洲的GDP约占全国的18%，京津唐环渤海湾地区约占全国的7%。这三大组团式城市群对中国的经济整体贡献率仅达35%。 长三角地区城市群发展存在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5.1城市群发展系统性差，缺乏分工合作 城市群作为有机联系的城市群体，其城市发展应该既有竞争又有分工合作的格局。但是，长期以来，许多城市常常从当地发展的主观需要出发去确认自己的区域地位，频频出现争当地级市、大城市甚至国际性大都市的局面。不同规模等级的城镇之间纵向分工不明显，规模等级相近的城镇之间往往竞争过度，不少城市缺乏特色。5.2城市群内城镇基础建设自成体系 不少城市基础建设各自为政、自成体系，不从经济区或大区域考虑城内高等级公路网建设、机场建设、港口建设和其他大型基础设施建设，结果导致布局不合理、规模不经济、重复建设、浪费巨大的局面。5. 3城市群沿干线公路呈线状发展 不少城镇在城市发展方面眼光短浅，急功近利。“要想富，快占路”一度成为人们普遍接受的“真经”。结果造成一些城镇盲目沿干线公路和高等级公路两边蔓延，出现所谓的“十里工业长廊”、“十里商业长廊”，使国道、省道迅速“街市化”。这样既影响了交通行车安全，又制约了城市的可持续发展。苏浙沪城市特征分析见表2。表2 长三角省市优劣势比较表

省市	优势	劣势
上海	长三角城市群经济文化中心；浦东开发和开放效应	旧体制的束缚；城市基础设施严重滞后；重塑城市功能受到制约；环境问题突出
浙江	市场发达和机制灵活；经济增长后发优势；区位优势，海洋、港口和旅游	经济粗放、基础工业和基础设施建设滞后；农业基础薄弱；环境污染
江苏	区位优势；经济体制较活；经济基础较强；科教比较发达	增长与效益冲突；增长与稳定冲突；增长与结构冲突；增长与资源环境冲突

资料来源：《中国大陆区域经济整合与产业发展》(2003) www.chinabiz.gov.tw6 长三角城市群协调发展模式探索 根据长江三角洲经济区的自然资源特点和未来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在长江三角洲空间结构上应该实施：内外圈层分工协作、点轴式发展体系、以宁沪杭三大中心城市为龙头的城市网络建设模式。实行“规划共绘、基础共建、产业共兴、环境共保、旅游共享”的新格局。6.1编制长江三角洲城市群规划 在原来各省市总体规划的基础上，如《浙江省环杭州湾地区城市群空间发展战略规划》（2003），结合目前国内外新的形势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加以深化和提高，使之可操作性更强。要克服规划过于笼统和粗线条，否则，就失去了城市体系规划的实际意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规划作为政府宏观调控的手段，必须加强而不是削弱。6.2正确选择城市群规模等级结构 一个合理的城市群规模等级体系，选择一定规模的城市为发展重点非常必要。从经济效益来说，城市规模有一个适度范围，认为中等为好，但是没有一个标准的定量；从社会效益来说，大城市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和创新中心， 而小城镇有利于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和吸收；从环境效益来说，大小城市各有千秋。现在还没有证据表明，大城市环境一定比小城市差，小城市环境一定比大城市好。因此，我们很难判断城市规模大小的优劣。城市规模大小的决定因素是多方面的，必须综合考虑城镇的发展条件和历史阶段。6.3设立永久性的区域协调机构 规划制定以后，重要在于执行和落实。由于城市体系之间行政隶属关系、产业结构关系、地域关系错综复杂。在执行和实施城市群规划时，必然会产生整体与局部、区域与城市、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矛盾，组织协调就显得异常必要。协调机构由城市群各分管市政建设的副市长组成，实行科学、民主管理。首先，在空间上协调好城镇用地和农村用地以及城镇之间用地的关系，解决城市群发展的空间失控问题；其次，解决好城市群的空间相关性问题，如环境保护、省际重要基础设施等；第三、建立一套完整的协调制度，特别是空间协调利益补偿机制。6.4提倡公平竞争，促进城市发展 我国以前制定的城市发展方针和政策，如“控制大城市、发展中小城市”等，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城市作为经济活动空间的载体，它的成长、壮大、衰退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不同规模的城市有各自的特点，相互之间会产生合作和竞争。完善的城市体系的标准之一就是互补性强，在区域尺度上组成和谐的整体。我们要创造一个“公平、合理”的竞争环境，优胜劣汰，促进城市体系的健康发展。6.5吸收高新技术，拓展空间概念 科学技术对城市地域空间的重要影响是众所周知的，特别是生产技术和交通技术。生产技术对城市的经济活动、交通技术对城市的空间结构都产生巨大作用。高速公路和快速轨道交通克服了城市之间、市区和郊区之间的距离阻滞，常常用时间成本代替距离空间。特别是信息网络技术，创造了城市的“虚拟空间”。可以肯定地说，现在不存在一个标准的城市体系和空间结构。空间的概念有地理空间、相对空间和虚拟空间之分。高新技术的发展不仅给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空间形态，而且也给地理和城市工作者带来了机遇和挑战。 参考文献崔功豪，中国城镇发展研究.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2广东省建委等编， 珠江三角洲经济区城市群规划.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 胡华颖， 城市、空间、发展—广州城市内部空间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1993李世超，关于城市带的研究. 城市问题.1989 （2）。孙晋山，辽宁中部地区城市群，姚士谋主编， 中国的城市群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 王丽萍，京津唐地区城市群，姚士谋主编， 中国的城市群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阎小培，近年来我国城市地理学主要领域的新进展.地理学报.1994 （6）姚士谋主编， 中国的城市群 ，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2许学强等，珠江三角洲的发展与城市化， 中山大学出版社，1988周一星，我国城镇登基体系变动的回顾及其省区地域类型.地理学报.1986，4（2）：97-111顾朝林等，集聚与扩散—城市空间结构新论，东南大学出版社，2000Friedmann, T. 1986. The World city hypothesis: Development and Change. Vol. 17.69-73Friendmann, T.1985. Political and technical moments in development: megalopolitan development revised. Environmental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vol.3.Gottman，J.（1961）：Megalopolis: The urbanized Northeastern seaboard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Kraus.Hall, P. Megacities, World cities and Global Cities. 1997.McGee, T. G. 1991. The emergence of Desakota regions in Asia: Expanding a hypothesis. University of Hawaii, 3-26Yao, Shimou and Liu Ta, The evolution of urban spatial structure in the open area of southeastern coastal China. Urban Geography, 1995,16(7):561-576Yeh, A. G. O. And Xu ,Xueqiang, Provincial variation of urbanization and urban primacy in China. The Annals of Regional Science, 1984, 18(3): 1-20Xu, Xueqiang et al, 1995, The changing urban system of China: New development since 1978. Urban geography. 16(6): 493-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