弹指一挥间
为北京城建院建院45周年而作
三十八年过去，弹指一挥间。
这是毛主席对时间流逝的感慨，用“光阴荏苒，日月如梭”来形容斗转星移，倒也恰如其分。当我接到致离、退休同志的一封信时, 也不免发出感叹: 初来兮也曾是风华正茂年少气盛，将去也只落得苍颜白发老气横秋。
我是1963年唐山铁道学院毕业，1965年５月从齐齐哈尔铁路局调入设计院工作的。北京地铁上马, 当时正是从铁路局调入地铁设计处的各路人马报到的时候, 多是刚毕业的年青人。我在设计院电力组普通劳动者这把交椅上坐了整整38年, 这38年虽历经沧桑, 但我这把普通劳动者的交椅却始终没变。严格说来, 这把交椅经历了铁道部北京地下铁道工程局勘测设计处、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字507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字918部队、基建工程兵北京指挥部科研设计院、北京市城建设计研究院各不同的历史时期。从“工改兵”到“兵改工”，再到拆除“柏林墙”，可以说是设计院的三个重要变革，这些变革，都符合历史潮流, 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每次变革,都会带来新的气象，新的感受。现在流行一种说法，如果一个人从事一种职业，连续干十年(更不用说干一辈子了)，那他就是没本事, 我就属于这种无能之辈。不过话再说回来，如果一个人在不停的调换工作，那么也和卖菜的小贩差不多，白菜、黄瓜、土豆一年四季不停地变换花样，也将一事无成。
1965年5.1到地铁设计处报到时, 我的工资为59元, 当时算是“高薪”了，因为60年代毕业的师兄师弟们的工资大多为55.5、或52、49元。当时的额外收入就是每季度10块钱的奖金, 如果评上一等奖的话。在文化大革命中这每季度10块钱的奖金被取消了, 说是刘少奇搞物质刺激给发的奖金，腐蚀了工人阶级队伍，不过后来给每人每月工资增加3块5毛钱, 说是毛主席又还给了大家, 于是我的工资变为62块5毛钱。到1978年，中央发文要给职工调工资，令工薪阶层欢呼雀跃。不过也别高兴太早了，调整面只是40%, 并不是人人有份。因我当时还是穿便装的“老随”，算“武工队”，所以属于地方职工调工资的范围。幸甚，经过一个多月的群众评议，领导批准，三榜定案，给我增加半级工资3块5毛钱，我的工资变为66元。 这很使住在２号楼的光棍儿哥儿们羡慕，王尔明提出让我请客，我也很高兴地拿出补发的２个月工资7块钱请他们撮一顿。王尔明晚我两年毕业，论资排辈, 那次调整工资还轮不上他。大家同过十年, 真是“落霞与孤鹜齐飞, 秋水共长天一色”,难分伯仲, 唯一的可比性就是年头了, 所以论资排辈成为一柄刹手锏。 我们都住在二号楼单身宿舍, 有同室之谊, 又同属“地方武装”,大家推举陈士德料理。他从新华副食店买了几只猪肘和佐料,用暖瓶打啤酒，用洗脸盆加工，搞电的不愁找不到热源。陈士德真有办法，加工出来的红烧猪肘，真是色香味俱隹, 味道好极了！我出席过各种宴会，也吃过不少名菜，都没有什么印象了，唯有陈士德加工的猪肘，现在想起来，还余味缭绕, 回味无穷。他已于1983年“兵改工”时, 调回老家, 当他的杭州市人防办公室主任去了。
当时的额外收入就是出差补助, 1970年我到哈尔滨和阿城出差，回来结账，司务长告诉我，按部队规定，战士出差到大城市每天补助0.4元, 到小城镇每天补助0.27元, 哈尔滨属于大城市，而阿城则属于小城镇。其实这点补助还不够在小饭馆吃一顿最便宜的晚餐。70年“工改兵”我的最大受益是可以享受每年一个月的探亲假, 这是按军队的规定执行, 而按当时地方规定, 夫妻两地分居者, 其中一方可享有每年探亲假12天。为此, 贱内及孩子高兴不已, 对部队首长关怀感激有加。
我的另一项额外收入就是出国补助。从1971年至1987年的16年间, 有幸7次赴朝执行修建平壤地铁的援外任务, 关于平壤地铁的情况，将另文登载。当时出国补助的标准是第一次出去给作一套毛料中山装, 另发110元零用费到王府井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 凭证明可以买一双皮鞋、两件的确凉衬衫、一套布服及其它一些牙膏、肥皂之类的零用东西。记得1978年出去时，还为别人从出国人员服务部代买过一块北京产的双棱牌手表(110元)，因为这些东西在当时市场上是买不到的。
在朝鲜工作期间，吃住由朝方负责，中国使馆每月发给朝币45元(合人民币40元)作为生活中零用。到1987年时, 标准已经提高了，每月补助60几美元, 记得回国时，我在同去的738厂虞新民的笔记本上写了一首打油诗, 其中有一句是“一日三餐饭， 外加两美元。”
过去的生活虽然清苦，日子过得却也丰富多彩。因为我们这一代人经历了设计院太多的变革，1970年“工改兵”时, 我是“老随”，正像毕忠学在诗中所描写的：“远看像个兵，近看差颗星”，对当时的生活，宋文义也写诗赞到：“早晨六点就起床，接着就是一二一”。这些诗都定期发表在板报上，我当时是板报的忠实读者。毕忠学很有才华，作过党委秘书，年长我几岁，人已作古，正所谓“条条大路通罗马”，这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 尽管如此, 他还是走早了点儿。
1979年我和宋琨在八宝山地铁站作实验时, 中午不能回来吃饭，就到鲁谷饭馆就餐，当时我是身无分文，仅从宋琨囊中搜出3毛5分钱钢嘣, 协商结果, 我吃三两炸酱面，他吃四两炸酱面。当时我就想起毕忠学的另一首诗：“有钱要吃有烤鸭，没钱就吃炸酱面”, 我们属于就吃炸酱面一族。地铁供电的一些参数的产生,三两炸酱面功不可没。后来我请教诗人毕忠学，他告诉我，吃烤鸭是有条件的：第一有钱，第二想吃；吃炸酱面则没有条件，所以是“就吃”，他的解释另人折服。
我在设计院普通劳动者的交椅上稳坐了38年, 这把交椅也有坐不稳的时候，70年“工改兵”机构调整时，首长宣布的第一道命令中把我调到组织计划股，给首长当参谋。当时我竟斗胆抗命没有服从，向领导说明理由，首长采纳了我的意见，并收回成命，允许我原地不动，另行派人。人贵有自知之明, 我深知自己不是那块料。
从1965年开始，我就一头扎进牵引供电系统中，因为里边有太多的未知数, 从未搞过其它什么保密工程，当然, 并不是我不愿意搞, 而是服从领导分配。给前门复线三轨供电是个例外，但没有去过现场。当时把和人防有关的工程都列为保密工程，记得在北京地铁一期工程时参加过一个会，说是要给“187”工程供电, 电供到门口，里边由保密人士作，会后艾铁生悄悄对我说：“ 187”工程是前门区间一个厕所。我在设计院的最高职务是电五组组长, “管辖6人”; 曾行使过的最高权力就是1981年作地铁短路参数实验时,示波器坏了,派宋琨到上海出差修示波器; 夜间作实验给每个参加试验人员发一个面包；再有就是把吴强从实验组退还给领导，仅此而已。当时作实验时，宋琨和张汝琪是我选的，而吴强是领导指派的。张如琪, 敏而好学, 1981年“北京地下铁道供电回路参数试验报告”, 共计142页, 就是他用绘图笔书写的, 其中有280条曲线是用云形板逐点描绘的, 真显出了他的耐力和基本功。记得他有一个硬皮自学笔记本, 专门用来记电工基础的自学笔记, 我拿过来信手在笔记本的扉页上写下了“而立之年勤发奋, 刻苦努力学又问, 三十年后回头看, 苍天不负有心人。”三十年过去了,他一定会有更大的进步。我和宋琨可谓是一对难兄难弟，难解难分，我们俩是“一块儿当的兵, 一块儿入的党，一块儿提的干”，文化大革命中又共同组建一个战斗队，可见是臭味相投。文革一开始, 我们就联名给地铁局党委书记周毅写了一张大字报, 张贴在局机关大门口, “奇文共欣赏, 疑意相与析”。批判她在文化大革命动员大会上的动员报告是大毒草, 因为她在报告中说:“毛泽东思想威力是精神原子弹, 比原子弹大得多, 大好几倍。”我们批判她贬低了毛泽东思想, 毛泽东思想的威力才比原子弹大几倍, 倍数太低了, 应当是威力无比的精神原子弹。从此我写大字报成了瘾, 一发不可收拾, 上至国家主席、总书记, 下至班组长、支部书记, 都是批判对象, 高兴批谁就批谁, 喜欢骂谁就骂谁。写到最后, 真是“江郎才尽”实在没啥可写 的了。写大字报看似自由, 无需考证、 信口开河、想啥写啥、笔走龙蛇, 但也得遵守一定的游戏规则, 那就是对老人家和林彪不能出言不恭, 否则惹下大麻烦, 反革命不误！写到这里, 我想起了陶渊明“归去来辞”中的一句:“实迷途其未远, 觉今是而昨非”。我写大字报练就了一手毛笔字, 人真是下什么功夫有什么本领。翁心存、宋琨在北太平庄市委党校单身宿舍结婚, 受工会委托, 用大红纸我各写了一首毛主席的“沁园春雪”作为礼物送给他们, 贴在举行婚礼的新房, 洞房中那是唯一的装饰品。飘洒飞逸的毛体“北国风光, 千里冰封”为婚礼平添了几分喜庆。我写的毛体“暮色苍茫看劲松, 乱云飞渡仍从容”, 配上盛允伟雕刻的毛主席头像, 真是相得益彰, 别人还以为是从新华书店买的。盛允伟, 1965年清华大学建筑系毕业, 喜雕刻、善绘画, 在东单三条我们曾是一个宿舍的战友。为庆祝粉碎四人帮, 他和韩蕴坤在四楼礼堂手里拿着报纸上的照片, 画就了巨幅华国锋的头相, 简直惟妙惟肖,上街游行抬着甚是气派。韩蕴坤, 勤奋好学、多才多艺, 1985年在一次事故中归位, 对于他的离去, 我着实难过了几天, 真是“好人没长寿, 祸害一千年”, 我喜欢听他拉手风琴, 看他拉琴时自我陶醉的样子也是一种享受, 英年早逝, 实在可惜, 无奈“黄泉路上无老少”。他刚在2号院分到一套房子时, 我应邀去他家小坐, 他很得意地向我介绍他在墙上设的挂镜线, 称赞不用在墙上钉钉子, 如何美观云云。我反问他一句:“在墙上挂条绳子, 像个长虫似的岂不比个钉子更难看?”他笑而不答。在“知识越多越反动”的年代, 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 “你知道国外地铁车站的照度吗?”他当时没有回答, 过了几天, 他拿着笔记本找到我, 翻出东京地铁车站照度最高可达700勒克斯。我不喜欢才华横溢这个词, 因为再高的才华也得顺流, 顺应历史潮流, 顺应时代潮流, 否则会危害他人、贻误自己, 就像黄河, 水再多也得顺流, 如果横溢就要造成灾害了。
1969年为保20年大庆地铁通车，我和宋琨都是配合施工临时设计组成员，另一个成员就是组长么春海。么春海, 工人出身, 人很公正、直爽, 办事认真负责。电力组组长, “工改兵”后任设备组组长, 第一次设计代表团到朝鲜, 他是电力组负责人。1970年“工改兵”后, 我和他一起到沈阳出差, 住在军区招待所。当我们住进一个大房间时, 里边两个年青战士, 瞪大眼睛看着我们俩, 一个有白头发的老兵跟着个便衣, 以为大首长来了, 小声问:“首长从哪里来?”我说从北京, 并煞有介事地倒杯水, 恭恭敬敬地放在老么面前。在聊天时, 小战士问: “首长参加过长征吧!”老么笑了笑, 说:“哪里, 刚当兵。”小战士摇头不信: “首长真会开玩笑!”, 我低声说:“红小鬼!”他们相信了, 于是更加肃然起敬。在以后的聊天中, 他们左一个首长, 右一个首长, 叫得老么好舒服。
在北京地铁通车前, 我 们三个在地铁八宝山车站风道，宋琨爬梯子安电灯，因地板太滑，从梯子上跌下来，我第一个冲上去把他抱住，他当时感激涕零，说够哥们儿！回来后提起这件事，他不仅知恩不报，竟向我提出质疑，谁能证明梯子不是你用脚踢的？真是好人难当。我们俩是针尖对麦芒，相容共处三十载，工作上相互支持、互不伤害, 友谊深厚，实属难得。
随着设计院的发展, 光搞北京地铁已不能满足需要了, 开始向外地发展, 所以出差的机会比较多。我有个毛病, 就是听到有人睡觉打呼噜睡不着, 甚至彻夜不眠。通过实践, 我得出了一个结论: 设计院就两个好人, 一个是蔡秀岳, 一个是王元湘, 就这两个人睡觉安静不扰民。其实,我过去并没有这个毛病, 记得在东单三条住时, 我和盛允伟、曾开发同住一个宿舍, 曾开发老婆从兰州来北京探亲, 自然我和盛允伟挪窝搬到地下室, 我的床铺就紧靠一个门洞, 门洞用一块床板挡着, 隔壁住着局机关炊事员夫妇, 那鼾声才够水平, 晚上“抓猪”不管多兴奋, 躺在床上, 一听隔壁的鼾声, 如同听到催眠的小夜曲, 很快就入睡了。有一天他们夫妇上街很晚不回来, 我倒因听不到鼾声而长时间不能入眠。后来我和李正芳(他自己曾改名李红征)一个宿舍, 落下个听到打呼的声音就不能入睡的毛病。他睡眠不好, 每天要吃安眠药, 一吃药就鼾声大作, 我听到他的鼾声精神就紧张得不能入睡了。以后这个毛病已成条件反射, 听到呼声就难眠, 改不了了。
出差经常和靳玉广为伍, 1993年冬去重庆, 住在粮食局招待所, 天冷宿舍没有热水和取暖设备, 洗澡成了问题。 打听到市委党校的澡堂子有取暖器, 于是我先一天前往。的确是单间, 有取暖器, 当我进去一切准备就绪, 刚放好水, 肥皂还没搓完, 外边就敲门了, 提醒到点了。原来只能洗30分钟, 于是我急忙出来了。第二天靳玉广去, 问我怎么样, 我如实告诉他, 单间、有取暖器, 挺热。于是他欣然前往, 我窃喜。大冬天, 穿的衣服又多, 靳公办事慢条斯理, 行动比我还迟缓, 30分钟时间哪够? 果不出我之所略, 回来后他对我大发雷霆: “那是甚么呀, 上当! 没洗完就被撵出来了, 你怎么不告诉我时间! ”可以想象他当时的狼狈样儿, 我不禁开怀大笑, 问他: “你知道什么是关键技术吗? 关键技术怎么能轻易传人? 30分钟就属于关键技术! ”气得他半天不理人, 我可着实高兴了一把。直到现在, 想起这件事, 还没事儿偷着乐。靳大公, 这位支部书记出身的设计院元老, 1965年就是三科－保密科的支部书记, 已由当年的头上青丝如墨染, 变成了现在的满头堆雪两鬓霜, 还经常奔波外出, 可谓是第一代地铁人的楷模。
我在设计院也曾达到光辉的顶点，就是在1998年春节团拜会上，当主持人宣布请属虎的上台时，我第一个跳上了主席台，站在台中央，这时院长王新杰、书记柏贤华都退到了台边，把中心位置让给了属虎的，虎年是我的本命年，那年刚好60岁。
从1963年我参加工作时到1978年党的十届三中全会15年间, 我的工资62.5元稳定没变, 同时也当了15年技术员, 当然15年没长工资、当15年技术员的不是我一个人, 其他同胞也一样, 日子过得真是既无内债又无外债。从1978年至1998年20年间, 不算奖金,我的工资增长了25倍, 而出差补助却增长了150倍。写到这里, 突然想起我刚来地铁设计处时, 单位仅有一辆军用吉普车, 还是设计处付处长乞绍武从部队转业带来的, 只有往工地送图才有资格使用。1965年为7.1出图, 当时设计处处长白平把他办公室唯一的电风扇拿出来给设计人员使用，这件事传为隹话，令人感动不已。设计院现在的情况如何?一进甲1号的大门, 在院子里停满了高级私家轿车, 办公室也都装上了空调, 夏天再也不会汗流浃背了。写这些并不是想忆苦思甜, 而是揭示了一个事实, 改革开放20多年带来的变化, 无论是给个人、集体和国家带来的变化真可谓是“天翻地覆慨而慷”。设计院现在的办公楼，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入住时，在西二环路上是唯一的多层楼,因为没有第二家,所以叫个甲1号，可能是假1号的谐音, 城管部门还真有办法排门牌号, 这个假1号现在已成为将要拆除的对象;前门大街上个世纪80年代初建造的高层住宅楼,当时美誉为部长楼,现已成为垃圾楼盘将被炸掉; 工会大楼在上个世纪曾是北京的标志性建筑, 现已炸掉, 要在原址上重建一座现代化大厦。时代在变，北京在变, 环境在变，人也在变。天变蓝了，水变绿了，山变青了，人变聪明了, 北京变成了国际大都会。变是绝对的， 永恒的，不变则是相对的、暂时的。愿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强大，北京变得更国际化，设计院变得更辉煌。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
1965年5.1我到地铁设计处报到, 第一件事就是学习毛主席的“2.4批示”，批示的全文是：“杨勇同志，你是委员会的统帅，希望你精心设计，精心施工，在建设过程中一定会有不少错误和失败，随时注意改正。”杨勇当时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是地铁三人领导小组组长。地铁是个什么样子？不光我没见过，就连谢老总也没见过。关于地下铁道供电的参考资料更是少得可怜，我所能找到的就是苏联专家撤走时留下的一些蓝图, 其中有用的就是一张牵引变电所的主接线图, 现在北京地铁公司抱住不放的就是这张图, 可能这张图 在运营中有它的优点。 1965年7.1北京地铁开工典礼在北京展览馆举行, 彭真、罗瑞卿出席大会并讲话, 可见中央对修建北京地铁的重视。世界上很多国家的首都都有条河, 我第一次听说就是在这次大会上听罗总长讲的, 会后我找来世界地图一查证, 果然如此。当时是计划经济，地铁需要试制什么设备，要经一机部批准，再到指定厂家试制，拿到批文后再到厂家联系，厂家也不一定买账。1965年冬，科长王懋先派我到阿城继电器厂联系试制自动重合闸继电器事宜。到那里说什么厂家也不恳接收试制任务，一气之下我找到当时住在招待所的一机部部长，部长秘书挡驾没有拦住，他怪罪我耽误了部长休息。当时真是年少气盛，部长怎么管这些小事？不过还好，问题总算得到了解决。回来后我把事情汇报给张晓岚, 他当时是北京电车公司总工程师, 任地铁设计处付总。他马上带着我到电车公司的北郊变电所去, 拆人家正在运行的瑞士样机, 以便提供给厂家仿制, 这一点别人很难作到。他在电车公司工人中威信很高, 人缘也熟, 一提张晓岚的名字, 一路绿灯。“文革”一开始, 就被召回, 因为电车公司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非他莫属。张总可真是个好人，祝福他健康长寿, 晚年幸福。
施工设计完成之后，就是订货、验收，设备安装、调试、送电、设备运行后出了什么事故，当时什么事都缺不了设计人员参加。甚至找不到生产厂家设计也得参加，设计人员的权力可以说达到了顶峰，这样也有好处，就是使设计人员增长了知识，锻炼了才干。为了保证国庆20周年大庆地铁通车, 设计处专门成立了配合现场施工的临时设计组，从霞公府4号搬到地铁局的3楼办公。从设备安装开始，我基本上就在工地配合施工了, 当时根本没有补助这一说, 吃住自行解决，没人管这个。当安装调试完毕, 施工单位要出峻工图时, 设计处接到机电安装处的一封公函, 称“贵处设计人员到现场擅自指挥班组修改设计，至今不出峻工图…”, 大概是在现场配合施工时管得太多了, 有点儿喧宾夺主，惹得人家不高兴。
北京地铁在20年大庆准时通车了,赢得了国人的一片赞誉。在当时条件下，22公里地铁, 从开始设计到建成通车，仅用了4年时间，的确是个奇迹，表现了中国人民的英雄气慨。正当人们欢呼这是毛泽东思想伟大胜利时，不幸事情发生了。通车一个月后，在五－万区间发生了一埸大火，烧了车、死了人。关于这埸大火，因为当时保密的原因，各种媒体没有报导，所以鲜为人知，将另行撰文登载。当时人称这是“走电失火”，因和电有关系，我是搞供电的，自然坐在了事故的浪尖上。可以说，是地铁的一把火，使我明白了地铁牵引供电系统,开始从盲目走向清醒。发生短路故障时, 哪里是什么双边供电?从理论上讲, 全线8个牵引变电所都向短路点供电。从69年地铁着火开始,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进行了地铁现场短路实验，光大规模的现场实验就进行过４次，所谓大规模一是指参加单位多，有设计、施工、运营单位；铁道部、一机部的有关生产厂家和科研单位；还有水电部和外经部派员参加；二是指每次实验时间长，少则数月，长则可达一年。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花在实验上的时间和精力，远比在设计上花的时间和精力多。1981年在关于地铁短路参数测试的一次会上，我对地铁公司总工程师张晓岚说：“张总，咱们这次测出的参数，一定要让它至少管20年！”他表示同意, 因为20年后,我退休了,他就更不用说了。自从地铁着火后，在长达12年的时间里,铁道部的长春客车厂、一机部湘潭电机厂在不同的会上呼吁“没有地铁短路参数，车辆制造有困难，车辆不能保证安全。”大概是他们被火烧怕了,所以地铁指挥部下决心解决这个问题。过去也曾做过短路参数模拟实验,所测数据接近真实,但毕竟是模拟实验,让人家有理由提出质疑。自从1981年测出这一数据后,关于地铁短路参数,就再也没有人提起过,外地的地铁机电设备都是成套引进的, 外国人当然不会提起这件事。上海地铁一号线开始设计时, 在和美国柏诚咨询公司技术会谈时, 我问了一下美国专家, 他不仅没有回答我提的问题, 反而一再问我北京地铁这一参数是多少?我也就答非所问地把话题引开 了。我已退休了,这个参数还真的管了20年，看样子还要管下去。
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我在设计院工作了38年，当然，比我时间长的大有人在, 多为技术人员。张志远是个例外，堂堂医学院本科毕业，医理高明，竟能屈尊在设计院医务室工作30多年，默默无闻地为广大技术人员服务, 实属难得, 这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设计院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从地铁上马第一任处长白平算起，到现任院长宋敏华是第九任，俗语说“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 的确如此。设计院的领导层是从老干部、军队干部、专业干部到年青专业干部逐渐转化的。现在设计院的领导层, 具有很多优势： 从知识结构来讲，他们受教育程度高；从年令层次讲，他们刚过而立之年而近不惑；从成长环境讲，他们接受了市场经济的洗礼；从所处的时代讲，他们处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生产手段先进；加上他们争强的事业心，他们是具有明显优势的一代。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更比一代强，这是自然法则，也是客观规律。历史的长河就像接力赛, 每个人都是接力赛中的运动员, 我们这一代的接力棒已传给年青一代, 尽力跑好自己的一棒, 他们为设计院再创辉煌我是完全相信的。“铁打的军营流水的兵”，这也是自然规律，我这个兵将要流出设计院这座军营也是必然的。我熟悉这里的环境，熟悉这里的人，热爱这个集体，一旦离开，难免伤感，这是人之常情，但也感到高兴，年青一代已成长起来了, 他们已挑起了设计院的大梁, 这就是历史的步伐又向前迈进了一步。我写的这些无非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但它却反映了我所处的时代, 一叶而知秋。
感谢领导和同志们在我病后康复阶段对我的关照和宽容，并给我提供了良好的工作环境, 为答谢同志们的情谊，也为迎接建院50周年，在我离开设计院之前，想出一本论文集，因为关于地铁牵引供电的参考资料实在太少，把我多年的工作经验和体会加以整理和总结，以献给后人。“天若有情天亦老, 人间正道是沧桑”。
